特赦1959：溥仪杜聿明王耀武，都是近代史赫赫有名的大人物

　　这几天，央视正在热播一部电视剧，叫做《特赦1959》，主要讲述的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特赦背后的故事。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受到关注，是因为第一批特赦的罪犯，可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从他们的名字，就知道第一次特赦名单的“重量”:溥仪、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周振强、宋希濂……

　　可以说，这些人长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，有些人甚至放弃了民族尊严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爪牙。在群众眼中，可谓“罪大恶极”。按理说，这些人都是战犯，应该在监狱改造一辈子，他们改造好了吗？为什么要放了他们？

　　群众的担忧不无道理。改造人难，改造人的思想更难，特别是像溥仪、杜聿明、王耀武等人，要么是曾面南称尊的帝王，要么是身经百战的将领，这些人的城府极深，思想非常顽固，想要他们认识到错误，难度不啻登天。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的剧情基本上符合史实，从中可以一窥改造战犯思想的难度。

　　不过，就像电视剧所演的那样，什么困难也难不倒共产党人，经过近十年的“斗智斗勇”，战犯大部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就在此时，政府出现了特赦战犯的声音。

　　最早发出这个声音的是周恩来。在1956年初的政协会议上，周恩来作了“政协会后，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”的批示。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，并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。

　　中央认为，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决定性胜利；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，政治、经济稳定；从战犯本身的情况来看，他们虽然是有过重大罪恶，但一般高高在上，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少，且他们在关押期间，多数人表现良好，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释放一批战犯，不仅有助于孤立、动摇、瓦解境内外敌人，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，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。

　　随后，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《论十大关系》的报告，又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做了说明。经过上上下下的充分酝酿和讨论，中央决定，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，特赦一批日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战争罪犯。

有关特赦的报纸报道

　　1959年12月4日，根据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所签署的特赦令，溥仪、杜聿明等11人被特赦。十日之后，周恩来总理召见了溥仪等人，为他们讲述了立场、世界观的问题，并交代他们要过集体生活，春节后会分配他们工作，在劳动中继续锻炼，重新做人。

　　1959年12月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首批战争罪犯33名。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特赦之列。

　　根据中央的安排，溥仪等人被特赦之后，首先要去北京各地参观，目的就是让他们看到新中国的力量和朝气。在几天的时间里，他们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的雄伟，领略了十三陵水库的壮丽，目睹了北京火车站的繁忙。所见所听使他们认识到，短短十年间，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　　一段时间的参观后，经过中央统战部的研究，这些特赦人员由北京市集中安排，在郊区人民公社或工厂开始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。具体来说，王耀武、宋希濂、杜聿明、郑庭笈、周振强、杨伯涛被分配到京郊红星人民公社参加劳动，溥仪则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，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劳动。

　　其实一开始，周恩来并没有打算让溥仪去北京植物园，按照他的想法，作为众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，溥仪最好的去处是研究所。为此周恩来专门征求了溥仪的意见。但是溥仪觉得自己从小读了不少医书，完全有资格从医，因此他就向周恩来提出做医生的要求。周恩来听罢之后，笑了笑，否决了这个要求，“大夫免不了出事故，别人治坏了人是常见的，你要治坏了，影响可就大了。”

　　溥仪也知道，以自己“末代皇帝”的身份，一旦出现医疗事故，就是震动社会的大事，周恩来这么说是为了保护他。想了一会儿，他就接受了前往北京植物园的建议。

　　就在溥仪在北京植物园摆弄花花草草的同时，杜聿明等正在挥汗如雨地劳动。按照安排，他们每天上午学习，下午劳动。最初几天，王耀武、宋希濂、郑庭笈在园艺队糊桃袋、拣地下的果树枝，杜聿明在汽车修配车间做零活。杨伯涛、周振强二人由于探亲比杜聿明等人晚些到公社报到，杨伯涛被分配到果树组劳动，而周振强由于想学养猪，被分配到种猪场劳动。

　　1960年10月1日，王耀武（左一）与溥仪（右三）等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留影

　　1960年10月1日，是新中国的十一岁生日。杜聿明等人受邀参加国庆节观礼。看到游行的群众穿得很整齐，以及天安门晚会群众狂欢的情况，大家都十分高兴。特别是游行结束后，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向观礼台招手致意时，第一批特赦战犯们的情绪达到了最高潮，溥仪感动得都跳了起来，王耀武等人也一直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

　　这年的11月16日，溥仪还直接参加了人民代表的选举，他激动地说，“这是党九年父母般的教育改造、特赦等等一系列对我教育培训的结果，这是我的新生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页”。同样高兴的还有杜聿明，半个月之后，他和第二批特赦战犯李仙洲等11人分别在所在地区参加基层选举，由于选举这天恰逢杜聿明被特赦一周年，因此被其称作“双喜日”。

　　溥仪

　　随后，在1961年初，经过一年的劳动，溥仪和杜聿明等7名被赦战犯一起，来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报到。这个时候，国家已进入困难时期，溥仪等人在这里仍然享受到一定的待遇，如每月可以买10次水果，每星期一次晚会，可以洗澡、理发，当时生活困难，这已是比较好的待遇了。

　　当然，党中央对首批特赦战犯们的关怀不仅仅止于工作和政治权利上，他们的生活问题也是党中央关心的重点。特别是溥仪的生活问题，是重中之重。

　　在成为战犯前，溥仪曾有四位妻子，不过，这四个女人的命运都十分凄婉。末代皇后婉容被打入冷宫，每天靠抽鸦片度日；淑妃文绣，承受不了溥仪对她的冷落和宫中的不自由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和皇帝正式离婚的妃子；祥贵人谭玉龄倒是和溥仪很恩爱，但是死的不明不白；福贵人李玉琴，则是在溥仪释放前就跟他离了婚。

　　溥仪、李淑贤夫妇

　　被特赦后，溥仪相过几次亲，由于他一直想找“苦出身”的朴实姑娘，一时没能找到合适的。1962年，37岁的李淑贤经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介绍认识了溥仪。李淑贤是一名护士，两人因为对医学的兴趣互生好感，很快便谈婚论嫁。

　　1962年4月30日晚，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，溥仪与李淑贤举行结婚典礼。次年深秋，周恩来总理、陈毅副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，接见在京获赦人员和他们家属时，曾专门就此事向溥仪进行祝贺。周恩来对溥仪说:“你把你和李淑贤女士结婚的时间定在五一劳动节，让我非常感动，也非常受教育。这说明皇帝也是可以改造好的。你的进步，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！”溥仪欠了欠身，感激地说道:“谢谢总理的表扬。”